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

发布日期:2018-05-23 编辑整理:山东自考网 【字体: 】  【加入自考交流群】

王守仁(1472-1528)字伯安,浙江余姚人。别号阳明,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。

王守仁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,他的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他自幼就抱有“读书学圣贤”[1]的志向。弘治五年中浙江乡试,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,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,后改兵部武选清史司主事、正德元年(1506年》他因得罪太监刘瑾,被贬谪山东龙场驿任驿丞。刘瑾死后,被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,后又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,巡抚南赣、汀、漳等地,曾多次主持镇压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起义。利用宣传教育手段到处发布告谕,制订乡约,开办社学、书院等,从思想上控制和麻醉人民。他概括他一生干了两件事:“破山中贼”、”破心中贼”,并深感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[2]。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,封为“新建伯”,死后溢号“文成公”从祀孔庙。

他在做官从政的同时,从未放弃教育活动。这虽然是他“破心中贼”的手段,然而由于他多年从事教育活动,系统地阐发了教育理论,。对于我国封建教育的发展,具有很大影响。

早在弘治十八年(1505年),王守仁就开始讲学、授徒,倡言“身心之学”,叫人“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”。他与翰林庶吉士湛若水(1466~1560)结交,“共以倡明圣学之事”。在他贬谪龙场后,开创“龙同书院”,后又在贵阳的书院任主讲。在北京、江西和南京做官期间,曾兴办社学,修建斌溪书院、阳明书院,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,还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,从事兴学、讲学共23年。尤其在他50岁后,从嘉靖元年到六年期间(1522~1527)他曾专门在稽山书院、龙泉寺中天阁聚众讲学,从事著作。当时四方游学之士多集合于余姚一地,听讲者不断增多,“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”,可谓盛极一时。王守仁的学术和教育思想,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,而且远播海外;弟子门人遍布各地。他的著作中,反映教育思想的主要有《传习录》、《大学问》等。

一、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学说和教育作用、目的的主张

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的。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说。

“心即理”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南宋陆九渊提出来的,他认为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。王守仁对此极为推崇并大加发挥。

王守仁认为,宇宙万物都靠心的认识而存在。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,而在内心之中。他说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”[3],充分表达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,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,陷入唯我主义。

王守仁不承认有客观存在之理,反对朱熹“即物穷理”的思想,认为“心”与“理”是合二为一的。他说:“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”,“心外无物,心外无事,心外无理,心外无义,心外无善”,除“心”外一无所有。理在心,而不在外。所以他说:“夫物理不外于吾心,外吾心而求物理,无物理矣。……理虽散在万事,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”[4]

王守仁从“心即理”出发,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多次提到“存心”、“尽心”、“明心”、“收其放心”、“求得其心”一类的修养方法。他说“君子之学,以明其心,其心本无味也;而欲为之蔽,习为之害,故去蔽与害,而明复,非自外得也”[5]。又说:“君子之学,唯求得其心,虽至于位天地,育万物,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。”学问之道就是求得其心,这是因为“心外无事、心外无理,故心外无学”[6]。因此,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,即是明心、存心。求得其心,即是去人欲、去习染,即是存天理、去人欲。

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是“明人伦”,而他的理论基础则是“致良知”说。

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“不待学而有,不待虑而得”的“良知”,也就是“天理”’。但“良知”在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是不同的,圣人之所以为圣,是因为天理纯全,良知常在;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私欲所蒙蔽,有如晶莹的明镜,往往被尘埃所染,处于不显露的状态,要想除掉私欲,恢复本心,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“致良知”的工夫。他说:“若良知之发,更无私意障碍,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,而仁不可胜用矣。然在常人,不能无私意障碍,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,胜私复理。”[7]因此“致良知”也就是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,以实现“明人伦”的教育目的。他所谓的“人伦”即是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,他明确地说:“所谓‘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’五者而已。唐虞三代之世,教育惟以此为教,而学者惟以此为学。”[8]其实质就是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封建道德观念的“顺民”,维护封建伦常的社会秩序,以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。

二、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

为了实现其教育目的,他认为凡是有助于“求其心”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,读经、习礼、写字、弹琴、习射,无不可学,但在“胜私复理”方面各有其用。

关于读经的作用,王守仁的看法与朱熹的意见是有区别的。朱熹认为,圣人教训具在经书,为学之道必须穷理,穷理之要,必在读书。而王守仁认为,经书是“常道”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,然其根源仍在本心。他说:“‘六经’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,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”[9]所以“六经”不过是“本心”的账簿而已。但读经也很重要,其作用是寻求帮助,寻求方法,复明本心的常道。就像病人服药是为了治病,跛人走路需要拐杖一样。因此他主张,读书时必须与自己的心结合起来,他说:“且如读书时‘良知’知得强记之心不是,即克去之;有欲速之心不是,即克去之;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,即克去之。如此,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,是个纯乎天理之心,任他读书,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,何累之有?”[10]

关于写字、弹琴、习射,他认为对于陶冶本心很有价值。

王守仁说:“吾始学书,对模古帖,止得字形。后举笔不轻落纸,凝思静虑,拟形于心,久之始通其法。……乃知古人随时随事,只在心上学,此心精明,字好亦在其中矣。”[11]

“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。是故燥于其心者,其动妄;荡于其心者,其视浮;歉于其心者,其气馁;忽于其心者,其貌惰;傲于其心者,其色矜。五者心之不存也,不存也者不学也。君子之学于射,以存其心也。”[12]

王守仁根据这种教育内容的主张,提出了一个著名的“训蒙教约”,其训练标准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目。所设科目为歌诗、习礼、读书三项。歌诗可以“精神宣畅”、“心气和平”;习礼可以“礼貌习熟”、“德性坚定”;读书可以“义礼浃洽”“聪明日开”。每日课程先考德,次背书、诵书,次习礼或作课仿,次复诵书讲书,次歌诗。“凡习礼歌诗之类,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,使其乐习不倦,而无暇及于邪僻。”[13]

三、教学原则和方法

(一)知行并进

王守仁在哲学上曾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,这是与其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说密切联系的又一哲学观点,也是他“致良知”的方法之一。王守仁针对朱熹“知先行后”和“外心以求理”的观点,提出“求理于吾心,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”。王守仁所谓的“知”、“行”基本是封建道德观念的“知”、“行”,意思是指“知”和“行”是一个功夫,不可分割,“知中有行”、“行中有知”。他说:“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功夫。”[14]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,只说一个知,已自有行在,只说一个行,已自有知在。”[15]另外,他的“知行合一”包含有“知”和“行”并进,缺一不可的意思。他说: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”[16]“知之真切笃实处,即是行;行之明党精察处,即是知。”[17]如不着重“知”,光着重“行”,“冥行妄作”、‘懵懵懂懂”,缺乏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性;如只着重“知”,不着重“行”,也会“茫茫荡荡”、“悬空思索”,对维护封建统治产生不出什么效力。所以,只有发挥“知”对“行”的指导作用,才能“行的是”;又用“行”来完成“知”,才能“知得真”。“

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说,把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,混淆了“知”和“行”的界线,在理论上是错误的。但他针对程朱理学知而不行的“空疏谬妄”,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,在学习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他说:“夫问、思、辨、行皆所以为学。未有学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学孝,岂徒悬空口耳讲说,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!学射,则必张弓挟矢,引满中的;学书则必伸纸执笔,操”触染翰,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。”[18]这里他强调行才谓之学,尽管其理论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,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抹煞的。

(二)自求自得

王守仁为了达到使学者“致良知”、“明人伦”的目的,强调要引导学生“各得其心”,学习贵在自得。他常引用孟子所说:“君子深造之以道,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则居之安,居之安则资之深,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,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[19]认为要自得,才能左右逢其源。教学要启发学者的良知,使他自己得到切身的体验,“静处体悟”与“事上磨炼”都是自求于心的工夫。

要达到自求自得,必须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,提倡怀疑,不盲目迷信书本、圣贤,并勇于坚持,使之“深人心通”,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轻易受别人左右。他说:“夫学贵得于心,求之于心而非也,虽其言之出于孔子,不敢以为是也,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!求之于心而是也,虽其言之出于庸常,不敢以为非也,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。”[20]他强调学贵自得,独立思考,从而提出天下学术公有的主张,他说:“夫道,天下之公道也,学,天下之公学也。非朱子可得而私也,非孔子可得而私也,天下之公也,公言之而已矣。”[21]王守仁这种提倡学术公有,提倡批判精神,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(三)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

王守仁多次提到为学要循序渐进,不可躐等,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“从本原上用力,渐渐盈科而进”[22]。一个人的发展,从婴儿到成人,有它的阶段性。婴儿在母体中只是钝气,有何认识,出胎后,方渐渐能啼能笑,能认识其父母兄弟,又改而能立、能行、能持、能负,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,要顺着他“精气日足,筋力日强,聪明日开”的顺序为学。

循序渐进的原则,要求在教学上要顾到学者的心理发展水平。王守仁认为,良知到什么水平,教学就到什么水平,童子良知水于低,“便教去洒扫应对,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”。同样,不应以初步浅近的学习,要求水平较高的人。譬如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的人,不必教他在院子里学走路。因此,王守仁提出“与人论学,亦须随人分限所及”,就是说,教学要考虑学者的基础,从此逐渐加深,不可躐等而进。他说:“今日良知见在如此,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;明日良知又有开悟,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,如此方是精一工夫”。他以灌溉树木为例,说明这一道理,“如树有这些萌芽,只把这些水去灌溉,萌芽再长,便又加水,自拱把以至合抱,灌溉之功,皆是随其分限所及。若些小萌芽,有一桶水在,尽要倾上,便浸坏它了。”[23]这就形象地说明,教师教学若不考虑学生的基础、接受能力,不但不能教好,反而起到相反效果。

与循序渐进相联系,王守仁还强调因材施教,要根据学生的资质、个性、长处、短处给以不同教育。他说:“人的资质不同,施教不可眼等。中人以下的人,便与他说性说命,他也不省得,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。”他把教学比做治病说:“良医之治病,随其疾之虚实强弱,寒热内外,而斟酌加减,调理补泄之,要在去病而已,初无一定之方,不问症候之如何,而必使人人服之也。君子养心之学,亦何以异于是。”[24]王守仁这种循序渐进、因材施教的主张是应该肯定的,这是他长期教学实践的总结。

四、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

王守仁对当时儿童教育的状况,进行了抨击和批判,提出了一些办法和积极的意见,这是值得重视的。他说;“若近世之训蒙稚者,口惟督以句读、课仿、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;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。鞭挞绳缚,若待拘囚。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;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,窥避掩复,以送其爆游,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;偷薄庸劣,日趋下流。是盖驱之于恶,而求其为善也,何可得乎!”[25]这的确是当时传统学塾的写照,表现了王守仁反对外来束缚个性,从注重内心修养出发而“导之以礼”,“导之以善”的主张,这在当时具有一定意义。。

王守仁提出,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入手,要用培养、诱导、顺应儿童性情,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。他说:“大抵童子之情,乐馆游而惮拘检,如草木之始萌芽,舒畅之则条达,摧挠之则衰痿。今教童子,必使其趋向鼓舞,中心喜悦,则其进自不能已。譬之时雨春风,纪被夺木,莫不萌动发越,自然日长月化。若冰霜剥落,则生意萧索,日就枯槁矣。”[26]接着他提出,诱之歌诗,导之以礼,讽之读书,以此三点来“顺导其志意,调理其性情,潜消其鄙吝,默化其粗顽,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,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”。这里他把教学比作时雨春风,盎然生意,情意舒畅,使儿童在启发诱导、默化潜移中得到成长。王守仁的这些主张,是注意到了儿童年龄特点,从“儿童心理”角度提出来的,有重要价值。


[1] 《王文成公全书·年谱》。

[2] 《王文成公全书与杨仕德薛尚谦》。

[3] 《传习录》下。

[4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5] 《别黄宗贤归天台序》。

[6] 《紫阳书院集序》。

[7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8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9] 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。

[10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。

[11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三。

[12] 《观德亭记》。

[13] 《传习录》中。

[14] 《答友人问》。

[15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16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《传习录》上。

[17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《传习录》。

[18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19]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[20] 《答罗整庵书》。

[21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22] 《全书》卷二。

[23] 《答黄以方问》。

[24] 《与刘道源》。

[25] 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。

[26] 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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